福建泉州出台留泉返泉十三条措施 鼓励外来务工人员留泉过年******
2023年元旦、春节将至，为鼓励外来务工人员留泉过年，加强节后返泉返岗服务保障，支持企业稳岗留工促生产，助力一季度“开工稳、开门红”，特制定支持企业员工留泉返泉的十三条措施。
一强化节前稳岗留工
（一）发放一次性稳就业奖补。落实省上一次性稳就业措施，对经当地工信部门认定，采取措施稳定职工队伍（减员率不高于2021年末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2023年春节当月保持连续生产（2023年1月份用电量不低于2022年12月份的70%）的重点企业（规上工业企业），以2023年1月份该企业参加失业保险职工人数为基数，按1000元/人的标准进行奖补，每家企业奖补金额最高不超过15万元，所需资金从就业补助资金中列支。
（二）开展返乡职工“千里送暖”活动。在春节前组织我市规上企业赴劳务输出地开展慰问活动，向在泉务工人员或其亲属送上年货、小红包等慰问品，在当地营造泉企心系员工、关爱员工的良好氛围。
（三）开展留泉职工“迎春送暖”活动。“两节”期间，按每户1000元标准，安排慰问“苦、脏、累、险”岗位职工、节假日坚守一线岗位职工、新就业形态职工及因疫致困职工等群体。鼓励非泉州籍职工的父母来泉团圆过年，对父母来泉团圆过年的部分一线职工家庭按每户1000元标准开展关爱慰问活动。所需资金由市、县两级工会进行统筹。
（四）支持员工参加职业培训。鼓励留泉务工人员参加职业技能培训，取得专项能力证书的，按每人500元给予补贴；取得职业资格证书、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根据证书等级按每人700～3000元给予补贴，对列入紧缺急需工种目录的，补贴标准按规定上浮30%，所需资金从就业补助资金中列支。
二强化节后返岗招工
（五）给予个人来泉就业岗位补贴。落实省上一季度促就业措施，对省外首次来泉就业、省内在泉新就业（且为在全省范围内新就业）的，2023年4月30日前在全省范围内首次参加失业、养老保险并已连续缴费满3个月，按照1500元/人的标准给予劳动者岗位补贴，所需资金从失业保险基金中列支。上级有新规定的，按上级规定执行。
（六）支持企业外出招聘接返员工。对参加由市、县两级政府部门或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组织企业赴外地招聘并接返员工的，给予每家企业省外5000元、省内2000元的一次性劳务合作补助，所需资金从就业补助资金中列支。
（七）支持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招工引才。对为我市企业引进（不含我市各地区间流动）取得大中专院校学历证书或职业资格证书的劳动力或熟练工（由接收企业认定）等基础性人才（初次在我市就业且按规定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每引进1人给予1000元的奖励补贴，所需资金从就业补助资金中列支。对当年度引进高校毕业生或其他紧缺急需人才达100人以上（含100人）且在泉稳定就业的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按每人500元标准对该机构予以奖励，所需资金由各县（市、区）财政承担。
（八）开展“千企引工”“以老带新”等系列活动。2023年一季度，持续运用各地人社招聘网站等线上招聘平台，邀请千家以上企业开展百场以上招聘活动，为企业用工招聘提供便捷服务。鼓励员工“以老带新”，对符合条件的按照每引进1名新员工奖励500元的标准给予老员工引工奖励补贴，所需资金从就业补助资金中列支。鼓励各地对引工较多的个人授予“引工大使”称号，并给予相应的优惠政策。
（九）搭建企业用工调剂平台。支持行业协会、社区（村）基层就业服务平台、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等社会组织用好“泉通行—在线招工”等企业用工调剂平台，及时收集发布用工余缺信息，协调用工余缺企业之间短期借用或错峰调配，符合条件的按每人500元的标准补助调剂平台，所需资金从就业补助资金中列支。推广晋江、石狮、泉港等地零工市场经验做法，帮助企业与灵活就业人员实现供需对接。
三强化服务保障
（十）发放返泉返岗交通补助。非泉州籍职工本人在规定时间乘坐列车（含动车、普速火车）、汽车、飞机、轮船等公共交通工具，从户籍地或探亲地返泉或来泉返岗的，可通过“泉工e家”申请工会“幸福返泉”补助，市总工会按省内户籍最高补助100元、省外户籍最高补助200元标准给予交通补助。
（十一）开展“泉州免费游”活动。在泉务工的非泉州籍职工可通过基层工会，采用集体组织或自由组合形式，凭本人身份证、工会会员证/“泉工惠”职工服务卡/工会介绍信，免费游览国有A级旅游景区及各县（市、区）协调开放的景区（点）。
（十二）提供免费流量礼包。电信、移动、联通三大运营商为留泉过年的非泉籍用户提供每月20G的5G网络专用流量（有效期3个月），让留泉过年人员畅享视听网络。
（十三）加强职工医疗服务和劳动保障。着力保障留泉员工两节期间就医用药需求，对感染新冠病毒的居家治疗留泉员工纳入网格化规范管理，分发《泉州市民居家防疫手册》，家庭医生（网格医生）提供健康咨询、心理疏导、用药和抗原检测指导等服务，以及重点人群和次重点人群的分类分级健康服务、重症的分级分类转诊。指导企业合理制订春节错峰放假和调休计划，畅通劳动保障维权渠道，及时化解各类欠薪等矛盾纠纷，营造良好用工环境。
（来源：泉州市政府办、泉州市人社局、泉州市财政局）
东西问·中外对话 | “全球化”概念首倡者：“统一的西方”概念已经过时了******
中新社柏林4月22日电 题：“全球化”概念首倡者：“统一的西方”概念已经过时了
中新社记者 彭大伟
马丁·阿尔布劳(Prof. Martin Albrow)是西方率先提出“全球化”概念的学者之一，从事社会学职业生涯长达半个多世纪。马丁·阿尔布劳获剑桥大学博士学位，他是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英国社会学会荣誉副主席、全球中国学术院荣誉院长。阿尔布劳教授近年来的研究方向转向中国，已出版两本研究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专著。
中新社德国分社首席记者、中新网研究院副院长彭大伟近期与阿尔布劳教授进行了对话。阿尔布劳表示，人类无法回到新冠疫情前的世界，但全球范围内的科学家们围绕抗疫开展的大量合作本身就是一项全球性的进程，展现了全球化所取得的进展。
阿尔布劳认为，西方理解中国抗疫需要理解中国社会秩序所具备的历史基础，以及中国的执政党从中国传统中所汲取的治理智慧；中国的治理模式下，中央对社会的管理更加深入，也更有效率，这也造就了疫情下中西方表现的巨大差别。
图为马丁·阿尔布劳著作。供图针对中国能否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实现和平崛起的问题，阿尔布劳认为，我们不应总是执着于旧式的地缘政治视角，而是更多地关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发展，并且从国际社会的角度共同携手治理，进行对话与沟通，以引导新出现的技术向善，并管控风险。
图为马丁·阿尔布劳 供图对话实录摘编如下：
彭大伟：您认为新冠疫情对全球化的发展会造成怎样的影响？我们能否最终回到我们曾经熟悉的那个“疫情前的世界”？
阿尔布劳：简单地说，我的回答是“不能”。我们无法重回疫情暴发前的那个世界，这是因为我们本来就无法回到过去。疫情让我们看到，全球范围内的科学家们合作研究病毒、开发疫苗、交流信息，这就是一项全球性的进程，展现了全球化所取得的进展——至少在科学技术等领域。当前全球化的推动力来自于一种强大的压力，这种压力指向如何更好地通过技术控制住疾病、气候变化和实现军备控制等等。
彭大伟：我此前采访马丁·雅克先生时，他曾说，要想理解中国抗疫，西方最好去读一读孔子。西方是否应从中国的做法中获得借鉴？
阿尔布劳：在某种程度上，是的。我将儒家伦理视作中国古老的文化传统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两者是密不可分的。另一方面，我认为与儒家相关的若干实践，尤其是强调读古书、通过教育提升社会地位等，至今仍对中国社会具有十分深刻影响的因素。西方不应忘记的一个事实是，中国共产党是建立在中国数千年的传统之上的。尤其是考虑到中国传统中关于一个人应当通过知识和教育提升自身社会地位的部分，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推动教育运动的政党，与纯粹的经济因素相比，它更重视文化价值、伦理因素。
西方理应理解中国传统中的这一关键思想。这意味着，当应对新冠大流行这样的灾难时，国家做的是去唤起社会价值中广泛的共识。中国的执政党从中国传统中汲取了治理智慧。在这一意义上，我赞同马丁·雅克所说，我们永远不应忘记中国社会秩序所具备的历史基础。
我想补充的是，除了历史传统外，中国共产党还从中央层级提供了非常强有力的推动力。基于此，中国的中央政府对社会的管理更加深入，也更有效率，尤其是借助现代技术的帮助后，这方面的管理效率之高(与西方相比)就更加突出。甚至在帝制时代的中国，这样的社会管理都是无法实现的。因此在疫情下，中国的表现和西方就有了巨大的差别。
彭大伟：您认为中国能真正实现和平崛起吗？
阿尔布劳：美国学者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其立论建立在不同文化之间的深层次差异之上。但我并不真正相信这一理论，这是因为我认为不同文化可以共存，而且以一种相对和平的方式共存，并相互交流。不同文化之间或许会出现争端，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化的差异性导致它们无法共存，共存是可能的。另一方面，至于“修昔底德陷阱”这一概念，与其说关注文化领域的现实，不如说更侧重于战略领域的现实。“修昔底德陷阱”关注的是这样一种事实，即“如果在一个单一世界里，有两方争夺主导权。那么要想避免爆发冲突，对双方而言都将变得十分艰难”。与文明的冲突相比，我认为第二种情景对世界构成更加真实的风险和威胁。
我并不认为我们未来一定会面临“修昔底德陷阱”。只要我们将精力集中在上述全球融合的领域，聚焦我们的共同之处，这就包括全球化的生活方式，一切能够将我们凝聚在一起的文化成果。我认为这将胜过那些持续希望向外扩张、挑动冲突的群体和组织的影响力。
资料图：中欧班列长安号跨里海、黑海班列首发。 西安国际港务区供图我更加担忧的是，由于某些偶然事件所引发的冲突和争端，例如人工智能的崛起，或是新型武器的发展。这是因为它们很容易就会发展到全自动的水平。各国在争夺新型武器的过程中也会卷入争斗。这些都是真实存在的风险，全世界都应该关注到这一风险。换言之，最大的风险不是地缘战略问题，而是新技术带来的后果。
彭大伟：假如真的要迎来“亚洲世纪”，西方已经准备好接受这样一个世纪了吗？西方会乐见亚洲成为世界中心吗？
阿尔布劳：我们所谈论的这个“西方”，其影响力目前看上去覆盖了世界的绝大多数地方，但“西方”绝对是在通向一个更加碎片化的方向。“西方”不会像美国人所希望的那样被视作一个整体。的确，美国总统拜登正在试图构建某种意义上的“民主国家联盟”，而这种做法已经近乎可笑了，因为拜登基本上是在邀请所有“不喜欢中国的国家”加入其中，而并不计较这些国家到底持什么政策、拥有什么政体。
我认为，“统一的西方”这样的概念已经过时了。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的领导力如今在国际机制和国际组织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中国正努力推动这些机制和组织聚焦于全球共同的目标，聚焦于务实的项目、为全世界树立榜样，正如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发展太阳能发电等诸多领域所做的那样。
中国不仅拥有作出重大决策所需的资源和政治体制，更能够迅速地作出决策、且将其付诸实施。这是中国相比世界其它国家所具有的一项比较优势。
资料图：一处光伏基地。孙睿 摄彭大伟：您对中国推进实现共同富裕有何看法？
阿尔布劳：中国过去半个世纪以来的案例十分引人入胜。50年前，中国几乎没有什么能够被称为“福利国家”的要素。而在过去50年间，中国在教育和医疗等方面的公共福利持续得到增长。这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一环。
因此中国是具备实现共同富裕的要素的。中国人口数量众多，且十分勤劳。与此同时，中国的政府明白应该经常地引导富裕群体去帮助那些在经济生活中不够成功的人群。我们需要明白的是，仅通过勤劳是不足以创造财富的，还需要有竞争。在这一方面，中国政府表现出了极大的智慧，将竞争放在一个符合全体人民共同利益的水平上加以管理。
彭大伟：过去十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您对中国这十年的发展有何看法？最重要的进展是什么？
阿尔布劳：过去十年最重要的特点之一是，中国共产党更加广泛地代表了道德、社会和伦理层面的价值，更好地代表了整个中华民族的社会意识(social conscience)。如果中国共产党能够更好地胜任这一角色，且这一角色越来越得到普遍的接受，正如近十年所发生的那样，那么(中国的)未来看上去是十分充满希望的。(完)
编者按：访谈全文收录在阿尔布劳新著《中国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探讨共同的价值与目标》(伦敦：环球世纪出版社，2021年版)，并在2022年伦敦国际书展面向全球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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